伟大的爱国者——于右任先生生平简述

刘长凯  张应选

于右任先生，名伯循，字右任，后以字行。1879年4月11日(清光绪五年己卯三月二十)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府三原县东关河道巷，1964年11月10日仙逝于台湾台北市，终年86岁。

于右任先生是一位反帝反封建的志士、辛亥革命元老、书法大师和著名诗人，他一生为中国民主革命和国共两党的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于右任出身贫寒，三岁时生母赵太夫人病故，伯母房太夫人受托育孤，抚右任如亲生，嗣随伯母寄居房氏外家者九年；七岁时入村中马王庙私塾，受教于第五先生门下者四年；十一岁时，随伯母到三原东关三叔祖于重臣家居，在其关怀下入毛班香私塾就读，伯母每夜督课三更。是年，他父亲偕继母刘太夫人由蜀返三原，对他学业亦督促甚严。夜间经常父子一灯，互为背诵，不熟虽夜深仍伴读不寝，一时传为佳话。他自言当时略识学术门径，得益于庭训为多。翌年，父亲与继母返蜀后，右任与伯母生活益发拮据，他虽只有十二岁，却颇有志气，说服伯母同意自己去邻居炮坊，或打炮眼或装药线，制做鞭炮，每盘可得制钱一文，每天利用饭前课后时间可挣三四文，以贴补家用或添购纸笔。一日炮坊失火，掌柜全家葬身火海，他经济来源突绝，生活益艰，甚至吃盐亦无钱购买。幸得此时毛班香先生让他参加三原学古书院考课，各学堂尖子学生一起考试，评出优异者，给以奖励。右任学功深厚，首次即得两钱奖银，每钱兑制钱110文。此后他多次参加此类考试，经济始行好转。

1895年，赵芝珊(维熙)督学陕西，学政衙门设在三原。于右任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三原县学，成为秀才。他在《我的青年时期》一文中说：“毛先生谓我学已小成，应出从名师，以资深造。所以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我都曾经住过。时读书稍多，诗赋经解均略能对付。而所作八股文，则与当时的风气不同；以书礼、史记、张子正蒙等书为本，只重说理，不尚词藻，见者多疑其抄写明文，因此各书院会课，不是背榜，就是倒数第二，居恒郁郁不乐。及叶伯皋先生尔凯入关督学，我始得露头角。”

1898年，于右任又以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叶尔凯到三原走马上任，观风全省，出了几十道试题，各门学问，无不具备，缴卷以一月为期。夜间无火，于右任呵冻挥笔，叶学使看了他的答卷特别激赏，誉为“西北奇才”，并将自己仅有的一部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借给他看，勉励其留心国际情势。是年，于右任还相继师事朱佛光、贺瑞麟、刘古愚诸先生，获益良多，思想渐渐解放。

1899年，年仅二十一岁的于右任被继任学使沈淇泉委为三原粥厂(舍饭场)厂长，负责赈济灾民工作年余。此乃于右任步入社会之始。朝廷的腐败，官吏贪赃枉法，灾民啼饥号寒，深深刺激着于右任的心，使他对社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到第二年春，粥厂工作结束，沈淇泉推荐于右任入西安陕西中学堂就读。就在这一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厉害。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狼狈出逃，于同年10月26日抵达西安。陕西中学堂被改为行宫，令堂中师生出城跪迎圣驾。于右任曾说：“在路旁跪了一个多钟头。我于愧愤之余，忽发奇想，欲上书陕西巡抚岑云阶，请其手刃西后，重行新政。书未发，为同学王麟生先生(炳灵)所见，劝我不要白送性命，始止。”事虽未成，却可以看出他满腔的爱国激情。

1902年，于右任受聘于兴平执塾，著名的《杂感》等诗即为是年所作。1903年陕西乡试中，于右任又以优异成绩中举(第十名)。这时，商州知州杨吟海聘于右任为商州中学堂监督(校长)，以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担此大任，实属鲜见。

于右任的爱国思想日益显露，为了表明自己的反清意志，他请摄影师董眼为自己拍了一张“散发照”，并自撰对联请学友胡德舆挥毫题联：“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其时，更有友人姚伯麟、孟益民二人集于右任诗作四十余首，请于右任过目，由右任同窗牛引之题签为《半哭半笑楼诗草》刊行，这是于右任首次诗集印本，他在诗中大呼：“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

于右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深遭清吏所忌，三原知县德锐密报于陕甘总督升允，指其为革命党。升允以“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上奏朝廷。1904年春，批捕密旨已下，因驿站和电报都发生故障，明文未到。时值礼部春闱于开封，于右任赴之应试，幸得李雨田慨助，遣信差奔告，才得潜逃至武汉，乘轮东去上海。途经南京时于右任拜祭明孝陵，赋诗日：“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可见其反清复兴民族宏愿之坚。

于右任在上海广泛接触社会，设法博览群书，尤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使他的爱国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

他首先结识的革命党人是汪允中、张化臣、雷祝三，并由雷引见得识颇具民族正义感的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在其亲切关怀下易名刘学裕入其创办的震旦学院学习。未久，于右任又与友人共赴维艰，创办了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当时上海《苏报》被封，舆论界抑郁沉闷。要救国拯亡，必须制造革命舆论，动员民众，为此，于右任决定筹办《神州日报》。为考察报务，并与中国同盟会取得联系，他于1906年4月同邵力子赴日本东京。在革命党人康心孚、井勿幕支持下，他们在留日侨胞和留学生中大力宣传办报的意义，受到侨胞和留学生的欢迎和支持。他还被推为豫晋秦陇留日同乡会会长。同年11月13日由康心孚引见面见孙中山先生，两人一见如故，相谈极深，于右任遂写入会誓约，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开始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于右任自任社长。报纸发刊不用清帝年号代以干支，宣传革命，痛陈时弊，公开表明与清王朝势不两立。继《神州日报》之后，他又相继创办了名噪一时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先后历时八年，为反帝反封建做出了重大贡献。辛亥起义后，孙中山归国，首访民立报社，题赠“戮力同心”四字，以表彰于右任和民立报社。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于右任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出任交通部次长，主持部务。期间，他极力推行沪宁铁路行驶夜车和邮政、航运的改革，百废初举，政绩卓著。

袁世凯窃国后，于右任积极支持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支持陕西民党人士驱逐了袁氏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后来受孙中山之命应邀回陕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总部设在三原)，领导陕西革命力量，沉重打击了继任陕督陈树藩，有力地支持了南方革命运动。之后，形势不断恶化，处境艰险，但他不惧威逼，不为名诱，辗转各地，率众苦撑四年多，发展壮大了西北革命力量，使陕西成为响应护法运动的重要地区。

于右任坚决拥护和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2年，他和共产党人一起创办上海大学，开创了国共两党合作共事的范例，为民主革命培养了不少人才。1924年初，他襄助孙中山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和其改组工作，1月10 日，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国民党与社会党》一文，宣传国共合作，提出了“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名论断。

1925年初，孙中山病危，入协和医院手术。孙中山为应付时局，委于右任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于右任参与起草了《总理遗嘱》。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于参与襄办丧事和主持国民党党务。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任于右任为委员。12月31日，北京段祺瑞改组国务院，任于右任为“内政总长”，于表示“绝对不就”。

1926年，段执政制造“三一八”惨案，于仗义执言，为死难烈士书挽联曰“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并筹措经费，安葬死难烈士和治疗受伤同志。4月23日，奉军入京后，悬赏搜捕国共两党革命人士，于在其列。在北方革命处于低潮之时，李大钊与于右任计议，委托于右任秘密出京，绕道赴苏联考察学习并敦促冯玉祥归国，重整军事。于右任冒险登程，不辞劳苦，到苏联后，受到苏联政府的热烈欢迎，斯大林会见他时表示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国民革命。于右任与冯玉祥共商大计后，先期归国，9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支持下，于右任与冯玉祥在五原誓师，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身份授旗并监誓，勉励全军将士努力为国民革命而奋斗。之后，于率军先行，由甘入陕，会同陕西革命军民共同奋斗，很快击溃了刘镇华的镇嵩军，解了西安之围。

西安围解后不久，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支持下，于右任就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努力恢复整顿陕西政治军事，地方各业开始复苏。主陕军政期间，他放手起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支持民众革命运动，三秦大地一时出现了革命的大好形势，有力地支持策应了北伐战争。

抗日战争之初，于右任率先签名拥护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八一宣言”，反对“不抵抗主义”，主张两党合作，共同抗击外敌。他对汪精卫的投降活动，口诛笔伐，极力反对。他应周恩来、朱德之请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不久，又为该报题词赞誉共产党“热诚爱国”。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他通过屈武与周恩来保持着密切联系。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他曾设宴款待，公开支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和平建国。

1949年春，国共两党在北平和谈，于右任积极促进，听到当局拟派自己赴平参加和谈的消息时，高兴得彻夜未眠。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北上。国共两党的和谈也因为蒋介石从中作梗，终告破裂，于右任心情沉郁，同年11月被胁迫去了台湾。

在台时期，于右任的爱国思想并不只是停留在对亲人和故乡的怀念，而是上升到急切盼望祖国河山早日重归统一。1958年，他在补经颐渊、陈树人、何香凝合作的《岁寒三友图遗字》一诗中这样写道：“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此诗一经发表，盛传海内外，《人民日报》于是年转载并加按语，何香凝、林伯渠、朱蕴山等都有和诗。1962年1月，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旁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同月的日记中，多次出现“山要最高者”，使他“可以时时望大陆”。不久，他又写下了广为传诵的无题悲歌：

国有殇。

“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生珍藏纸几张。”这是台湾报刊在于右任逝世后的报导中，赞誉于右任先生高风亮节、清廉洁贫的诗句。原来，于右任生前有一个铁箱，放置私用物品，他曾对亲友表示，等自己逝世后才能开启，因此铁箱中放置何物，从无人知晓。1964年11月10日中午，于呈弥留状态时，台湾当局“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监委刘延涛、王文光、陈肇英及于之长子望德等人，为寻找于右任的预嘱，会同打开这个铁箱，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于先生生前一些日记之类的记述，不仅没有珍贵珠宝，甚至连张股票、证券也没有。令人感慨难过的是仅有几张借帐单，其中有三公子中令是年上半年出国留学时向人借款的帐单；有平时经济拮据，零碎挪借跟随他四十多年的老副官宋子才的三万多元台币。这一切使在场的人无不哽咽不止，泪水盈眶。事实正是这样，于右任在台时期常常为生计苦苦发愁，以致病了无钱住院，甚至连换几颗牙的钱也没有。他在日记中就多次记述：“开支甚大，如何能继?”“春节将近，用费太大，将如之何?”“我的家中景况大不好，在这本子上难写。我个人的情形亦不大好。”在他逝世之后，宋子才沉痛泣曰：“他老人家的病硬是因为无钱才给耽误了啊!”

于右任先生逝世之后，海峡两岸中国人同感悲痛，台湾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唁活动。1965年7月17日，他的灵柩安葬于台北大屯山八拉卡墓园。1967年8月，台湾八十余团体和青年学生为了纪念他，捐资铸于右任铜像一座，由登山队员背负而上竖于玉山之巅，使山与像二者之和为海拔4000公尺，为祖国东南最高点，以实现他遥望大陆故乡之愿。

在大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和人民为了纪念于右任先生，从地方到中央先后多次召开、举办于右任先生纪念座谈会和书法真迹展览，出版了胡耀邦题写书名的《于右任诗词集》《于右任墨迹选》，恢复了于右任创办的民治小学校、民治中学校和斗口村农事试验场原名。

于右任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之所以成为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是由于他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不断寻求并发展国共两党的共同点，竭力主张两党合作，抗战到底，和平建国，达成统一。于右任先生逝世27年了，时值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让我们继承发扬于先生的伟大爱国精神，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为祖国早日和平统一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