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与中国文明起源述评

三皇五帝与中国文明起源述评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是古代社会文明之源,尤其是中华民族今日共奉的始祖炎、黄二帝,在研究此重大课题中显得更为重要。从古代史和考古学的角度,怎样去看待我国世代相传的炎黄二帝事迹,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课题。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理由证明炎、黄二帝的存在,对炎、黄二帝时期历史和文化一无所知。是不是没有相应的办法来验证炎黄二帝的历史,不是我们首先应该重新认识黄帝时期的倉颉創立的漢字体系。
倉颉与黄帝同处一个时期,同处一个地点,倉颉創立漢字必定与黄帝戰蚩尤的历史事件相关。倉颉創立的漢字与我们现代使用的漢字有没有联系?当然存在联系,倉颉創字所处的地域是陕西黄帝陵的周边,也就是先秦时期秦国所处的地域。倉颉創立的漢字只能在先秦时期秦国得以继承。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了文字。秦国统一文字的小篆就是以先秦时期秦国文字作为基础,废弃了先秦六国不合的文字体系。秦国统一的小篆就是我们当今使用的漢字的鼻祖。
[ 转自铁血社区]
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始于《五帝本纪》,而《五帝本纪》开端就是黄帝的史事,也提到炎黄二帝的关系。这样重要的记载,我们是不能忽略过去的。《五帝本纪》受《五帝德》内容的限制,对于炎帝所论不多,《史记》三家注于此作了补充;炎帝、黄帝都由少典衍生分化出来。炎帝、黄帝相隔年代较长,而炎帝早于黄帝,据《帝王世纪》讲,其间共历八世。少典指農业不发达的地区,并不是指炎帝、黄帝的祖先、父辈。炎帝是火耕先民的总称,同处于少典地域。炎帝八世,也就是火耕开荒辟地的久远,古代一世为三十年,八世为240年。有学者曾对炎帝的八世进行过详细考证,实际上是无法考证的。
但是黄帝时期的历史事件是可以考证的。考证的方法就是从倉颉創立的漢字之中,甄别黄帝时期的文化和历史事件。如黄帝戰蚩尤,蚩尤作乱。蚩尤究竟是何等神圣?从字义分析中蚩尤是野猪群落的总称,这样,黄帝戰蚩尤的历史事件也就再明白不过了。不仅蚩尤是野猪群落的总称,而且,九黎、三苗也是指野猪群落,涿鹿形声猪猡等,各个方面也都证实了“蚩尤”就是野猪群落,不是人类部落的称谓。
炎帝时期也就是火耕开荒辟地时期,九黎、蚩尤也就是野猪群落与人类开荒辟地从事農业经济,发生了生存栖息地之争。由于野猪的强悍,炎帝时期的先民无法制服蚩尤之乱,造成“神農世衰”的局面,而且严重到了“九隅无遗”,也就是没有不遭受野猪的境况。研究炎黄二帝课题的重要性,如果不能解读蚩尤的字义,研究炎黄二帝的艰难性也就无法理解。
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之源必然研究炎黄二帝,就必须弄明白蚩尤的真实身份和原型,理解蚩尤的原型是野猪群落,炎黄二帝的历史研究就会明朗化。
学者们对炎黄二帝生地均在黄河流域是一致的。李学勤的研究成果认为:河南新郑是黄帝的居处故址,位于中原的中央:炎帝居住的故址在豫东的淮阳(陈),代表南方传统。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典型掺杂了不合理,现在唯一可以相信的陕西黄帝陵是黄帝曾经活动过的地方。怎么河南新鄭成为黄帝的出生地,黄帝的生地。炎帝陵是陕西的宝鸡,与黄帝陵应该同属于少典,農业不发达的地方。我认为研究炎黄二帝,应该研究陕西的黄帝陵、炎帝陵,河南的新鄭应该属于其次的地位。陕西和河南隔着一条黄河,大约5000年前的先民,没有发明舟楫,是难以渡过黄河生存的。所以,李学勤的观点不可信,具有逻辑上混乱的问题。
从地理原点位置上,只能承认陕西黄帝陵的地点。至于河南的新鄭、河北的涿鹿等地,只能作为传说,不能作为依据来论证黄帝曾经活动的地域。要证明新鄭曾是黄帝活动的地域,首先应该证明黄帝时期发明了可以横渡黄河的舟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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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的争论也应该具有论据和论证的方法,不能无依据的强加给他人自己的观点。炎帝生地也不是河南的陈。因为,这些关键问题不能解决,也不能理解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战的地点分析。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战开辟了中国文明之路。涿鹿也不是河北的涿鹿,从字义上分析涿鹿是很多豬和鹿出没的地方。少典、涿鹿都与陕西黄帝陵的所处地理环境相对应,并不能与河南的新鄭、河北的涿鹿相对应。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黄帝出生在河南的新鄭,到了河北的涿鹿与蚩尤打了一仗,现在涿鹿建都,以后迁都新鄭,最后死亡在陕西的黄帝陵。(有文献也曾提到黄帝因为地震,掉入桥山而死)。显然,以上说法没有丝毫的依据,也没有丝毫的逻辑。少典、蚩尤、九黎等字义中信息,一无所知,对倉颉創字的史实也不能理解,这样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也就凭空杜撰,异想天开。
长期以来,学者们认定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尽管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远远不够。唯一值得信赖黄帝曾经活动过的地点只有陕西黄帝陵,也就是研究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战,也只能是黄帝陵的周边,并不是整个黄河流域。因为验证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战的历史事件,最重要的方法是倉颉創立的漢字,漢字融入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就是黄帝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的载体。这种方法在论证的逻辑上远远超过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学的记载,考古学的成果与文献学的记载只是验证黄帝戰蚩尤历史的辅助和补充。我们对倉颉創字一无所知,谈什么中国文明的探源,还为时过早。
谈到中国文明的起源,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也有一个“两河流域”,就是黄河与长江。笔者坚决反对所谓的“两河”文明,中国文明多元论。因为,倉颉創立漢字就是出于陕西黄帝陵的周边,不是出于长江流域。考古发掘的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凌家滩文化遗址等,不能把文化与文明等同。文明就是铲除不文明的自然现象,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战,就是人类抗击野猪灾害的战争,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起始点。倉颉創字就是仿生学中仿豬学,仿蚩尤学創立漢字体系,所以,称为象形文字。这些难道出现在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文化遗址能够证明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战,能够证明倉颉創字。还有嫘祖发明的缫丝、织造技术,在倉颉創立的漢字体系,也得确定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只有确定黄帝这个历史的原点,文明的原点,才能拓展到史前的炎帝时期,神農时期,伏羲、女娲等,还可以确定五帝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状态。如此笼统的“两河”文化,就是“两河”文明的错误和怪论是不值得提倡的。“两河”文化互有影响、沟通和融合,这也需要依据证明的。我认为黄帝时期的文化并没有影响到长江流域。因为,倉颉創立的漢字的思维并没有在长江流域有所体现。如蚩尤在字义里面就是豬,蚩尤是黄帝所在地的灾害,也是龍的原型。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出现的饕餮纹,饕餮的原型虽然也是豬,但是,长江流域的文化中,把饕餮尊奉为权力、财富等,没有丝毫作为动物灾害来痛恨。只有倉颉創立漢字里面具有痛恨野猪灾害的情感思维。
炎黄二帝居处同属于陕西的少典地域,而且炎黄二帝居处地区应该一致。炎帝并不是指南方的神農,火耕是炎帝的标志,炎帝是总称,不是指的某个人。黄帝就是指的领导戰蚩尤的那个黄帝,是个人,不是一个群体。多数学者认为炎帝的生地在今陕西宝鸡市南(徐旭生、张岂之、何光岳等),这个观点应该是可靠的。不少学者在讨论炎黄文化时说,古史传说从伏羲、神農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这个观点是模糊了黄帝这个原点,在不能解读倉颉創字这个史实的情况下,情有可原。但是,现在可以证实倉颉創字,这种演变理论也就站不住脚了。《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司马迁编撰《史记》能够看到黄帝这个中国文明的原始点,本身就难能可贵,胜过古代社会文明起源之“中原中心文化区”的观点。意图利用“北、南”中国文明起源的原始点之争都是毫无意义的。中国文明的原点就是黄河流域的陕西黄帝陵、炎帝陵的周边。没有必要另辟蹊径,从江南入手,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重新确定中国文明起源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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