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市耀州区乔世宁(明代)

      乔世宁 字景叔,明耀州小丘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曾读苄于三石山(今耀县香山),因自号三石山人。初授南京户部主事,升湖广督学,公正廉明,不徇私情,凡所拔选,均为真才,人服其正。累官河南参政、四川按察使。后以丁忧回乡,潜心文史,著书立说,终老于家。

      世宁幼勤学,好诗文。何仲默督学陕西时,察看世宁学业,誉为“国士无双”。并向世宁亲授诗法,“谈必移日”(《静志居诗话》)。由是世宁文思大进,意境超俗,遂以诗文雄关中。《盛明百家诗》云:“景叔诗为时推重,在康对山、王美陂之上”。世宁为官15年,食不重味,身不离布衣,独醉心于诗文著述,撰《耀州志》12卷(被誉为明代陕西名志之一),《丘隅集》19卷。《明史·艺文志》、《关中历朝文抄》及《万有文库》均录有世宁诗文。

      父仲节,敕封永德郎、户部主事。平生乐善好施,曾助赈数百金、谷600石,活人数千。并自刻孙思邈《千金方》以济世。子因阜、因羽。阜为隆庆进士,历官南京通政使、浙江督学道;羽为万历进士,官广平知府。

      乔世宁(1503—1562),字景叔,明耀州小丘人。嘉靖四年(1525)陕西乡试解元,即陕西乡试第一名,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二甲八名,是耀州明、清两代科举名次最高的一位。乔世宁年青时曾读书于三石山(今耀州区大香山),因自号三石山人。历任南京户部广西司主事、四川佥事、湖广督学、河南参政、四川按察使。耀州人尊称其为乔学台。

乔世宁《丘隅集》雕版  (铜川博物馆藏)

      乔世宁诗文在当时卓尔不凡,时人评价其“古诗法汉魏,近体法唐,文法秦汉,融贯于古。自创榘矱,一时作者敛绅叹服,咸称不及,遂卓然为名家。”生前自定诗文集《丘隅集》十九卷。民国张鹏一先生赞其“五言排律,殊称雅健;文如记传铭颂,高洁有法”。

      乔世宁对家乡的最大贡献,是他编纂了一部誉满三秦的《耀州志》。这是耀州历史上的第二部州志,内容包括今铜川市耀州区、王益区、印台区及渭南市富平县的历史。全书共十一卷,被誉为明代陕西县志中八大名志之一。清代著名学者王阮亭评论说:“近世志书,能文简事核、训词尔雅,无如康对山(康海)之《武功志》;次则王美陂(王九思)之《鄠志》,吕泾野(吕楠)之《高陵志》,韩五泉(韩邦靖)之《朝邑志》,乔三石之《耀州志》。”另外,乔世宁针对地方特色,还纂《五台山志》一卷,以浓墨重彩记述了孙思邈的生平和他的医论、著述,此举为后世修纂州县志所继承。

乔世宁与《耀州志》

      乔世宁(1503—1563),字景叔,明耀州香坡里小丘村(今小丘镇)人。年轻时曾就读于三石山(今耀州大香山),因自号三石山人。嘉靖四年(1525)中陕西乡试乙酉科解元(即陕西第一名)。十七年(1538)高中戊戌科二甲八名进士,即全国第八名,为明清两代耀州文人学士中科举名次最高的一位。初授南京户部广西司主事,历任福建司员外郎、贵州司郎中、四川佥事,累官至河南参政、四川按察使。因处事认真、奖良罚恶、是非分明升任湖广督学,耀县百姓至今称其为乔学台,即指此职。乔世宁一生居官办事公正廉明、不徇私情,在任办了许多方便百姓、打击豪恶奸商的善事,经他选拔的士子官员均有真才实学,人皆叹服其公允、正直。后以丁忧回乡,潜心文史,著书立说,终老于家。

      乔世宁年幼时聪颖好学,勤读诗书,尤好诗文。大学者何景明(仲墨)督学陕西时,察看世宁的学业,称誉其“国士无双”。并向世宁亲自传授写诗之法,经常“谈必移日”(《静志居诗话》)。由是世宁文思大进,意境不俗,遂以诗文雄关中。

      乔世宁不仅为官清廉,是一位能吏,又是一位积书万卷、著作丰富的学者。为官15年,食不重味,身不离布衣,独醉心于诗文著述。著有诗文集《丘隅集》十九卷行世,《明史·艺文志》、《关中历朝文抄》、《万有文库》均录有乔世宁的诗文作品。《盛明百家诗》中评论:“景叔诗为时推重,在康对山、王美陂之上”。

      乔世宁的父亲乔仲节因世宁功名敕封承德郎、户部主事。他平生乐善好施,灾荒之年曾义捐数百金、谷米600多石助赈,救济灾民及穷苦百姓,使数千人得以活命,并自刻孙思邈《千金方》以剂世。受此家风熏陶,乔世宁一生关注民生、关爱百姓就不足为怪了。乔世宁的两个儿子均好学上进。长子乔因阜,隆庆戊辰科(1568)进士,官至南京通政使、浙江督学道。任浙江督学道时,他秉承乃父修志遗风,督修完成万历《杭州府志》。该志体例、规模内容均超过前代几步志书,是杭州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方志。次子乔因羽,明万历庚辰科(1580年)进士,官至直隶广平知府。兄弟二人皆为官清正,有乃父风,并有诗文传世,乔因阜著有《远志堂集》。乔氏墓前原建有石坊(已毁),其提额一面为“三朝甲第”,一面为“两世文宗”,这正是人们对乔氏家族声望及其父子文坛地位的真实写照。

      乔世宁对家乡最大贡献是他编纂了一部《耀州志》,简称《乔志》,是耀州历史上的第二部州志,清乾隆年间选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被誉为明代陕西八大名志之一。全书共十志十二卷,内容涵盖今耀州区(耀县)、富平、铜川(同官)三区县,全面记载了明嘉靖以前2000多年的地方史料,与《武功志》、《朝邑志》三志鼎立,享誉三秦。该志内容贯通古今,囊括八方,体例完备,严谨有序,言简事核、文字雅正,不愧名志之誉。清代学者王渔阳评论:“以予所闻见,前明郡邑之志,不啻充栋,而文简事核,训词雅正,无如康对山志武功,其它若王美陂志鄠,吕泾野志高陵,韩五泉志朝邑,乔山石志耀州……,其地率秦地,其人率秦人也。故予尝谓前明郡县之志无愈秦者。”(《武功县志》序附诸家评语)。今天,从《乔志》的内容、体例、文字运用等方面看,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效法的优点和特点。

      一是实事求是,遵守史法,不盲从,不迷信。旧志一般都有“星野”一目,即以天上的星宿对应当地境域的地理位置。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也未曾跳出这种历史的局限,批评韩五泉的《朝邑志》不列“星野”一目。而《乔志》没列“星野”,且在凡例中明确阐述了不列“星野”理由:“星野古以国论,盖括地远矣,今志一州二县小,不书。”乔世宁比章学诚早二百多年,其见识已超出了章氏,他并没有被固守的体例潮流所迷惑,而是实事求是、讲科学性的设置了《耀州志》的体例。又如,《乔志》坚持“生不立传”的传统史法规则,认为“人物存者不录其行事,盖君子身后而事始定也。”

      二是去伪存真,阙疑传信。“志属信使”,《乔志》始终遵循此原则。为了审核事实,辨讹正误,乔世宁稽诸群籍,多方考证,亲自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如,澄清了《长安志》将鹳鹊谷记为土门的失误。照金山“传言山有光,雨后映人衣如金,余屡试不然。”记太玄洞:“洞石巉有凿痕,非天成者。”用事实否定了“龙穿洞”的传说。另外,对当时考证不清的也不自作主张、妄下结论,而是抱着存疑的科学态度。以“仓颉冢”为例,《铅丹录》称:“仓颉冢《方舆胜览》有数处,为以关中左冯翊耀州者为是。”但《乔志》记载为“其涉疑者曰仓颉冢”,说明乔世宁的治学精神是严谨、不轻易盲从前人结论及其它书籍的已有记载。

      三是《乔志》具有明显的人民性这一突出特点。乔世宁修志,虽系个人著作,但以政府名义出版,必然要受当时官方观念约束,又受地区、时代、传统理念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但从《乔志》中对资料选择取舍以及他本人大量叙述评论看,对明代的主要当政官员,他敢于直言褒贬,或赞颂其功德,或贬抑其贪庸,毫无掩饰曲笔,无所顾忌避讳。通过对明代耀州一些官员贪、廉、升、降、去留等的记载,充分反映了明代官场的黑暗、腐败和老百姓生活的疾苦与艰辛。《乔志》载:浊谷河在陈村岭西,涧谷河在岭东,岭狭甚,号三步岭。浊谷河下流入三原溉田,涧谷河经陈村南入富平,所经地皆高阜难耕,率以河水为命。嘉靖初,三原人欲穿陈村岭,引涧谷水入浊谷,益多溉楼底以下田。事自御史下府官核议,诸饮河者皆私忧之,既府官至势,且行人益急,知州陈维抗议曰:“溉田与民命孰急?况岭狭易崩,若更开洞窟,恐益崩陷,断人行,奈何?且山川之势,天地自然,安有隔山引水为利者!”事遂寝。一时欢传郡中,有民谣,刻石仪门下。乔公这样一则记述,陈公关心民瘼、为民请命的急切词色便跃然纸上。此为陈公之德,亦为乔公之德也。对照时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理念,联系有些官员只看上级眼色行事、漠视百姓利害的行为,历史难道不是一面镜子吗?

      四是记其现象,究其实质。旧志多就事论事,只记现象,不求本质,《乔志》却不落旧套,不但记其“然”,而且求其“所以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以记载耀县古代地方贫困现象为例。《乔志》对疆域、物产、市集、田赋、河渠、风俗、差徭等均作了如实记述。如:“州域唯西北耳,地又多山峪,寡收,故览图籍则四之一,较物力则什一也。”从自然条件上指出贫困的第一原因。“今耀州人专务稼穑,不织纺,不习商贾,人以故贫;产无特异者……果蔬菜品类特少,唯薪碳作业……不钟稻,不养鹅鸭;米价数倍于他处,四方杂货无蓄焉。”阐明了生产单一是贫困的第二个原因。“耀州渠皆在漆、沮旁,若涧谷、清谷、浴谷,以河道狭无田,故无渠。然近河处亦有田,俗名河湾地,此地为水田最易,顾惜小费而损大利,何哉?岂所谓虑始者难与。”从不修水利的失策指出了贫困的第三个原因。“接替夫,他州县率用县设里甲,耀州以里甲少,乃和概州徭丁三抽一用之,此设无时休息也。”又,“煤炭与瓷器皆同官产者,然公用率取之耀州。耀州自同官载致三原,三原独不与转输,患苦所以来久矣!”指出繁重的赋税、差役是致使贫困的第四个原因。自然条件差,山地多,物产不丰,产业结构单一,水利不兴,赋役繁重四个方面确实抓住了耀州贫困的主要原因所在,为今后之治耀者指名了改革振兴的方向。

      五是《乔志》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和他隐居的五台山(今药王山)是誉满全国的名人名山,也是耀州最大的亮点。为了充分展现这一耀县的地方特色,《乔志》并没有按照常规只把孙思邈作为人物立传介绍,把五台山作为山川之一简介,而是把“五台山”升格专设一志,附录于志尾,分道场、宫观、古迹、真人行实、医论、著述、诗文、墨迹、历代褒封、护敕、碑石等诸目详加介绍论述,并在《人物志》中对孙思邈着墨最浓,篇幅最长,详细叙述其生平即医论、著作等,为《乔志》增添了鲜明的地方色彩。1997年出版的《耀县志》中普遍采用的“升格”之法,其实古人早已使用,《乔志》就是一个极好典范。

      六是《乔志》评论事物客观公正,正如张蒙训序言中所言:没有夸诞其辞,剽奇饰美,离于本真之词。本籍人修本地志书,对家乡都有一种特别的赞美心情,古今人心一里。但乔世宁在叙述每一个具体事物时,并不是因为家乡“添彩、贴金”而夸大其辞,始终坚持学者求实客观的理性态度。如《耀州志·五台山志》中历代褒封一目,头条为“唐太宗真人颂”,颂词后指出“完颜宗壁始刻碑,后碑坏,元道士李济道又补刻焉。”又特别加按语:“新旧唐书思邈传皆不载太宗作颂事,且颂语不类唐太宗言,疑道士伪作者。”后代许多学者根据碑石沿革变迁、颂词内容等诸多因素作了考证,证明乔公的判断是准确的。但时至今日,在大量的官方宣传中,对此视而不见,却极力以“唐太宗”为招牌大肆渲染,以扩大招来效应。  近几年,这种现象可以说各地皆然。为眼前一时的政治经济利益、轰动效应,到处抢名人,争故地,编传说,造遗址,“新论”迭出。只要抓住沾边的片言只语、个把名词,不顾活生生的事实、史实,更不用说去经过“潜心考证”,便四处张扬。成为当代人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一种典型反映。

      对照四百年前的先贤,读其文,品其人,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反省的地方。特别是作为一个史志工作者,更有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地方。

      通读《乔志》,“彰往迹,宣人文”、“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贯通全志,无论选材、记人、论事,均以此为取舍标准,不以个人好恶褒贬,不以世俗功利增删,始终着眼于社会历史的进步,以人为本,体现了作者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和严谨的文人著史风范。三石公的“彰”、“宣”二字深有意焉,不单是消极客观地反映历史存在,而是着力于“宣”,积极地引导、表达本人的见识和判断。读每一段“乔世宁曰”,作者那些有针对性的评论,时刻让我们感受到先生忧国忧民之伟大情怀,那是一颗关注民生、关注社会之心,是一颗永随历史脉搏跳动的心,后世子孙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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