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陈炉镇西堡村崔乃镛

       崔乃镛

（1681年―1754年） ，字伯璈，号餐霞，陕西同官县陈炉镇西堡人。

崔乃镛清康熙辛丑年（1721年）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雍正二年（1724年）出任云南寻甸州知州，八年六月题补曲靖府同知，后经翰林院侍讲提督云南等处学政巩建丰举荐：“品行端方，才具适用，办事勤敏，操守廉介”。九年四月雍正帝砂批提任为东川府知府，在云南供职十四年。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升任湖北督粮道台，在任三年被权臣诬陷而停职。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被贬职羁绊于陕西渭南。至此，闭门著书，不问朝政，时年六十三岁，在外作官共二十一年。乾隆十年（1745年）他以过人的机敏，逃脱了发配边疆之危，终于归宗故里，续写了《崔氏族谱》，与靳超随访，完成了东川之作――《炉山风土志》，撰写了《易经约函要义》等著作。

乃镛在翰林供职三年因蜀抚之请，调任云南寻甸州。日以民事为务，“宁息之，勿扰之；顺导之，勿逆也。”不以纷更张弛为事，故遭新任云贵总督鄂尔泰“因循”之责，崔据理严词反驳，后双方达成共识，乃着力于兴修地方水利，日以农事为重，鄂尔泰称其“善哉”，并奇其才。先生气宇严峻，同僚弗怵，议论此人克大勇。

乃镛治云南东川，东川原为四川辖，连接云贵、逼近乌蒙、疆界地形险要，乌蒙土官凶恶成性，骄悍横肆，为民大害，赋税粮草难能收交，故御批归滇。东川与寻甸州相连，乃镛深知民情，恩威兼施，妥善治理。之后他又致力于兴厂办矿，从事铜、铁矿的开采与冶炼。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序言中饮用了崔乃镛在东川地震纪事中一段话：“厂人累万，厂有街市巷陌”。又说：“厂数百硐,硐千百砂丁（矿工）。一硐有七十三尖。尖者，各厂取矿之径也。每尖至少十四、五人。大抵厂商聚‘楚、吴、蜀、秦、滇、黔’各民，五方杂聚，谁为亲识，贪利忘躯（压死），盖不知其凡几”。一个厂人数多至一万，砂丁来自各省，被厂商役使，“死亡等诸蝼蚁”。由此，充分揭露了资本剥削的残酷性，连封建官吏崔乃镛也认为“亦残甚已”！这段话表明了云南采矿冶炼业规模之宏大，又显示了设施简陋和厂主剥削压迫给矿工带来的悲剧命运，表现了崔乃镛对劳苦大众的极大同情心。

乾隆二年升任湖北督粮道台，同僚庆贺为美缺，前任官员克扣运丁，侵吞库帑、盘剥漕粮，无不中饱私囊，载宝而归。他到任后，愤其罔上害民，悉取而革之。因此触痛了新任湖广总督班弟、刘云翔等权臣和地方官德沛等贪官污吏，他们捏造崔乃镛解漕赴准，擅动存公银两，以及湖北巡抚崔纪包庇袒护崔乃镛等罪名，枉奏朝廷，乾隆帝御批：“交部严察议奏”，剥夺了崔纪“督参抚审”之例，乃镛受审三年，于乾隆七年被革职，幽禁渭南，为徒胥伍。此时他感慨的说：“功不建，名不著，悠悠随口实”。其丈夫气不衰，并以著书奚补于世。

后来，乾隆皇帝得知崔乃镛之罪纯系诬陷，便连下三道圣旨，召其回朝，官复原职。惜年事已高，均以年老多病而谢辞，据说第三道圣旨来时先生已不在人世。对此，他还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隆恩浩荡虽慕耕亦慰暮景，飞扬跋扈岂能为贤宰竖将”。抒发了昭雪慰暮景，忠心为国民的情怀。这幅对联及一幅圣昭后人仍妥善保存。雍正十二年，他用自己的积蓄，远从云南为陈炉窑神庙铸购了五套紫铜香炉等祭器，现四套已失，仅存一套在陈炉陶瓷厂，炉座和香筒下镌有“同官县陈炉西社邑人崔乃镛敬献”字样。他任云南寻甸州知州时还参与雍正四年西社窑神庙的重修署名。

个人著述

崔乃镛一生著述甚多，正著有《易经约函要义》四卷，滇楚纪实之作有《梧凤笔记》四卷、《芒部遗迹》六卷、《钟峰石鼓》二卷、《石安见闻》、《江上烟波》、《东川地震志》等遗著。陈炉专著有乾隆二年春在东郡官舍撰写的《炉山风土志》二卷、乾隆十四年在陈炉故居为原《炉山图歌》二首。他一生求真务实，在当时看过他著作的姻亲靳超说：“先生诸作，尽皆有所感愤而发也”。官居东川府，十分思念故土，先作《炉山图歌》以寄志，后作《炉山风土志》则为民生之忧，真实反映炉山凋敝之象，颓靡之风，写实而不粉饰，他期望诸贤感奋兴陈，实为匡救之志也！他在诸多著述中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描述故乡胜景，诗里行间充满乡情、瓷情与民情，他为陈炉昔日辉煌而骄傲，也为发展现实而忧思感叹！更为再度振兴而呼吁。他不愧是陈炉先民中值得崇敬和学习的典范，正是他这样一批先民和能工巧匠，才使陈炉有了清代中叶直至民国时代的繁荣昌盛。乃镛一生刚正不阿，才气过人。不畏权势，勤政爱民。虽仕途受阻，仍不失气节，为国为民颇有建树，应为同官一代名宦，受人敬仰。